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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种理解，黑格尔论述了当宗教直接介入政治时所导致的恶果。

作为从非洲草原走来的智人后代，我们的认知和情感感知力都有限，即便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熏陶，但我们仍只能真实想象一个有限的分配正义共同体。我理解，古人的历史叙事并不都在意真假，有时就是修辞，为了感召和说服。

还应当让我们更清醒务实地理解并努力推进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不意味着放弃，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若再进一步，假定司马迁笔下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丈夫生当如斯甚至彼可取而代之等说法皆为真，反映了秦汉之际从贵族（项羽）、雇农（陈胜）、流氓（刘邦）到读书人（司马迁）对包括皇位在内的全部政治社会地位和身份之分配的一般理解：那么《礼运》篇作者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隐含了与罗尔斯正义差异原则的另一相通，即分配给贤能者的优越政治社会地位，在逻辑上，对所有人开放，竞争获得。商鞅变法时鼓励婚姻和小家庭，与受黄老思想影响很重的汉初的举措颇为相似，就是鼓励男有分，女有归。即便遭遇了，何时遭遇也不确定，程度会差异较大，需救助的时段或强度也有不同。

第三，还要以任用、考核、晋升、奖励以及相应的俸禄来分配人才，建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协调每个贤能者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力量，保证这个大政治共同体的延续和继续整合。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内，成员之间更要求同等对待，更容易对差别对待心生猜忌。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宗教对政治可能是一种祸害，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到卢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着力加以解决。

这个附释显然也触动了马克思，在其洋洋洒洒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当马克思写到这里时，强调因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需另行处理，他说：这一节的附释——论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留待以后再谈。内容提要：黑格尔对于国家与宗教的问题有着广泛的论述，尤其在《法哲学原理》第270节的附释中提供了非常集中和成熟的表述，值得我们细细解读。黑格尔相较近代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在精神这个更大的视野下来理解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6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补充，第282页。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从民主政治的视角详细考察了宗教作为一种传统民情、作为一种政治措施之于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与基督教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更进一步讲，是完成了自身改革的基督教新教。

新教对于政治生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就是对于主观性自由的关注。而他的哲学就是要认识这种共同的真理与合理性，唯有哲学洞察才认识到教会和国家都以真理和合理性为内容，它们在内容上并不对立，只是在形式上各有不同(46)。国家还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也可以是某种文化精神的自我理解，这在西方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宗教的传统。我们同样需要在此背景下来解读黑格尔在第270节的附释中集中论述国家与宗教的意义。

(6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第273页。(2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8节。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提出公意(general will)的原因所在。第五，尽管国家有精神上的要求，教会有现实上的要求，但它们之间却在这些方面不能相互利用，如果国家要按宗教式样提出要求，它就会危害内心生活的权利。

因此，要理解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必须在宗教概念的层面，宗教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只有回想到宗教的概念时才能加以规定(40)。第三，国家对教会和教义都采取宽容政策。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把日耳曼世界定位为现代世界，因为马丁?路德开创了新教原则，这也就是现代世界的原则：人在其本性上是注定要变成自由的。以后，密尔在《论自由》中继续秉承基于良心自由的政教分离的立场以及宗教宽容的原则。

但黑格尔深切地意识到，现代国家由于是每个个体的自我觉醒，是每个个体对于自身权利的觉醒，个人主观地规定为自由权利(30)，因此，政治决不能仅仅是权力的，代表普遍性的权力必须内化为某种主观性的情感。(13)这里不是简单的国家与教会的问题，宗教首先是作为一种传统民情出现，他决定了美国人的伦理生活。在他看来，考察国家有两种可能的观点：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个体性为基础逐渐提高。黑格尔反对后一种观点，他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个体的和普遍的统一(16)。所以，在现实层面，国家与宗教必须分道扬镳，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不能参与公共话语。人们应该尊敬国家，尊敬这一整体，而他们是其中的肢体。

③在这个题目下，黑格尔在《早期神学著作》中就广泛地探讨了宗教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对于希腊宗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的理解，对其后来的国家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宗教同样需要把自己的认识提高到与现代社会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精神层面。

(2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7节附释，第267页。在耶稣基督身上既有人性，又有神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32)黑格尔：《精神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2节说明，第363页。

(29)这里重要的是，一旦个体以政治情绪与国家相勾连，认同这个国家，将普遍意志内化，在这种信任中，个体愿意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保存在国家之中，而国家也把个体的实质性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与目的，这样，国家对个体而言就根本不是他物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宗教在制度层面表现为教会，因此国家对于宗教的态度，首先表现为对教会的态度。因为情绪和对包含在这种情绪中的原则的意识，是现实国家中的一个本质环节(80)。天主教是不自由、不精神和迷信的关系。

⑩霍布斯：《利维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6页。因此，解决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权力问题是一个更迫切的重大挑战：基督教由于其历史起源、神学特质以及普世追求，与世俗政权始终存在着巨大张力，亨利四世向格里高利七世跪求宽恕的一幕，始终让欧洲国王们的权力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

六、宗教在何种意义上将助益现代国家 只有在上述条件下，在回应了近代哲学对于政治与宗教的诸种关切之后，我们才能讨论宗教在何种意义上将助益于现代国家。第一，教会在财产与人员的层面上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

黑格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放在这个问题谱系中来加以审视，这样黑格尔阐释这个问题的丰富内涵才得以释放，同时也能了解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的匠心之处。宗教狂热的危险在于，狂热不只是一种内在情绪和观点，它还要转向现实，要求在现实中把自己实现出来，这终将导致国家的动荡与颠覆。

①这个说法主要来自1857年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在《黑格尔及其时代》中对黑格尔的批判，认为他的哲学迎合普鲁士，攻击黑格尔是亲普鲁士的反动人士，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敌人。因此，现代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很难讲是自足的，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宗教之间复杂关系的解读充分表明了现代国家的这个弱点。⑩霍布斯着眼的主要问题是政治权力如何减少来自宗教权力纷扰的问题，黑格尔则更具体地分析了宗教势力介入到政治何以对政治是一种破坏。黑格尔的哲学在现代语境下依然有它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把精神看作是人类生存历程的一种自我理解。

只有这样，对于诸如此类的教派说来，国家才真正是宽容的(64)。在此前提下，现代政治的认同需要发挥宗教传统的教化作用，以涵养与培育现代国家正确的政治情绪。

(78)所以黑格尔所讲的宗教是一种未被败坏的基督教理想。哲学需要用概念的方式来推演这个真理，现代国家则是在现实性上要实现出这个真理。

黑格尔看到，尽管在现实中，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复杂的，但真正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宗教如果是真实的宗教，就不会对国家采取否定和论战的方向，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宗教以一种情感形式来表达，而国家是客观精神，是理性的直接实现。